英国留学之伦敦餐馆打工记

相信很多人在出国留学期间都会试着去打工，也许是求财，也许图好玩，更多的希望获得一些英国工作经验，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。事实上，如果有工可打，不仅能够给你每月添上一笔零花钱，也能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英国是怎么样的。我在求学期间除了做字幕翻译之外没有打过任何工，既是由于无法分散精力，也是因为没有兴趣。直到后来交掉了毕业论文搬去伦敦，才试着去餐馆打一份跟自己所学毫无关系的工。的确，一个餐馆waitress又需要什么专业呢，不过是换上黑衬衫黑牛仔裤黑布鞋，扎个马尾，腰上围裙一系，揣一本小本子一支圆珠笔，随时看看客人要点什么。

说起为什么想去打工，理由也很简单——在离开之前狠狠地体验英国的生活。我深知自己无法在伦敦找到一份中国人所谓的体面工作。我没有兴趣为了护照本上一张PR的纸去结婚，也没有兴趣强行融入那些不属于我的圈子——没错，许多国内的朋友一边转发《圈子不同不必强融》的心灵鸡汤，一边务实地告诉我回国会生不如死，劝我无论如何也要留下。似乎周围白人环绕，一口流利英文，某某人就能凭着这些标签摆脱掉卢瑟气质。英文中loser这个词实在妙得很，通常能被定义成loser，这个人一定不光事业一团糟，生活一团糟，气质也同样落魄。而我，我既不是ACCA的会计，进不了四大，也不是才俊，混不进圣保罗教堂附近的金融圈。我只不过是个身在英国会说英语的中国人，身无长技。在经济如此萧条的英国，我唯有一边打工，一边奔波于伦敦各个角落做点正事，才能让这留守的5个月看起来不那么单薄。或者说，一旦回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，我将再也没有机会享受如此灵活的被剥削模式。

严格来讲，我其实是打了两份工，除了做服务生之外还做个PSI Freelancer(公共服务口译)，但这两个工作没一个有着固定的时间。为了挪腾出时间做口译，我拒绝了经理让我做全职的提议，尽管全职可以拿小费，收入也更高。我每周在餐馆工作四天，有时候是从早干到晚，有时候是下午班，有时候又是晚班。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服务生的工。这个行当被无数留学鸡汤嘲笑过，即使它不失为一个赚钱的好方法。国人的确在地位分级上有着过人的本领，连刷盘子和端盘子也能区分出三六九等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会印了30份简历，揣着它们从伦敦地铁Leicester Square出发，沿着摄政街和牛津街一路走进各种店铺，询问它们是否招工，却从没考虑过中国城的馆子和铺子。

我进过优衣库，巴宝莉，欧舒丹，John Lewis，Selfridges...甚至还有卖饭的WASABI。一开始，我甚至双腿发软，心跳加速——我实在拉不下面子去问一家自己常买护手霜的店是否招工！但是到后来，“你们是否在招售货员”这句话要问出口却显得越发顺溜。进GAP时我甚至一边填申请表一边跟柜台的小哥聊了两句。脸皮厚度可以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，怎么看怎么像对数曲线图。打印的简历甚至不够用，我没有料到原来每次从摄政街逛到Selfridges可以进出这么多店铺！我并没做一个售货员，在剩余无几的签证有效期里，我做了服务生。

和我共事的绝大部分人都在这家餐馆做了相当长的时间，有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也有被我们叫姐的大婶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做服务生也是有三六九等的。只有“资深”且全职的人才可以去服务客人，不会英语的、新来的都会被发配去酒水间做饮料。这种规矩从来没有人明说，但是做了两三天我就知道，原来点菜是“高级服务生”的特权。比起点菜，洗杯子做饮料自然是地位低的，因为我只能不停地倒掉茶壶里的茶叶末，茶杯里的冷茶，弯腰把它们泡进一大桶漂白水里，再腾出手和空间去清洗装过红酒、白葡萄酒、黄酒、梅酒、奶茶、咖啡的各种玻璃杯。漂白过的茶杯被捞出来放在沥干台上沥水，然后再用干布擦干净，摆到前台去备用。另外，洗杯池旁放着一个塑料盆装脏碗碟，每当盆子装满之后我就要把它搬起来放到取餐电梯里交给厨房。有时候电梯下去得慢了厨房的人就会不耐烦地拍电梯门板，或者直接怒骂我们这些人的速度。我花了一天就记住了所有酒水的简写，看单做饮料的本事长的很快。

此外，作为一个半拉子“酒水师傅”，我学会了区分葡萄酒品种，知道什么是Rioja，什么是Shiraz，也知道在倒香槟之前必须用冰块冰过香槟杯，可乐中必须放上两块冰块和半片柠檬，奶茶需要来回拉上四次，拉匀炼乳、花奶和红茶，再冲进半杯冰块。后来珍珠奶茶越做越熟，手艺好的时候充好的奶茶连带泡沫和融化的冰块刚好是一杯。老虎冻咖啡和鸳鸯也是我喜欢做的饮料。我每次看着咖啡浮在炼乳之上，玻璃杯里分出黑白两色，心里都觉得实在有趣。店里唯一的中国酒只有做菜用的台湾料酒。它被扮作绍兴陈年花雕的样子倒进日式清酒瓶，它只消在微波炉里转上两分钟，待到酒香散满整个厨房，就会被端上客人的餐桌。

我记菜单和酒水单很快，英文大概是店里最好的。在激活搬整箱啤酒的怪力，练就托起四个盘子的神技之后，我很快脱离了“调酒师”的角色，被安排到蒸炉边上报菜名传菜。某些时候，当店里的老伙计们磕巴在英文上，我就被推出去权充应急灯。有一次，一位日本客人要辣椒油。不知道是他口音太重，还是我的同事们听力太差，负责他那桌的姑娘和前台却始终听不懂他要什么，店里的人没办法就把我叫去顶上。也不知是不是该庆幸这么多年苦练英语，终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此后，但凡有听不懂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出去说一声“Hello, can I help?”慢慢地，点菜以及结账的事儿我也上手了。没事儿还跟客人聊两句拉家常。

2014年圣诞节前夕，大中午的店里没什么人。其他人都轮到了休息时间，只有我负责点餐。两个英国姑娘成了那个时段为数不多的客人。不怎么喝酒的两个人还借着圣诞的由头点了瓶Pinot,高兴起来还截住上菜的我，问我打哪儿来。我说中国欢迎您。有个姑娘竟然立刻给我来了句北京味儿的“服务员儿”……临结账,她还不无遗憾的说，要是你一直在这里就好了。这姑娘对我特别豪气地喊了声“圣诞快乐”，顺带留下了丰厚的小费。看这小费数量，是夸赞我服务好的意思？就因为这句圣诞快乐，我还乐呵了整整一天。

有高兴的时候自然也有郁闷的时候。某次聊起家乡，一个姑娘说“哎，我们那儿是个山穷水尽的好地方”，另一个姑娘说“我虽然不知道山穷水尽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有穷的话应该不是什么好话吧？”我当即陷入了要不要纠正她用“山清水秀”的尴尬中。我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，他们爱从普拉达聊到MK，对这些我也没兴趣。要论经济实力，比起他们，我真是穷透了，离开我爸的经济资助就立刻活不下去。他们既不懂中文又不懂英文，却能够全村人偷渡到英国来打工，住房子就像是打游击需要时时刻刻躲避着移民局的盘查，目的只为了挣钱。这种勇气实在令人佩服；能终日耗在餐馆里，这样的忍耐力也实在惊人。我也试着跟他们聊几句。可是当我问他们，挣钱干什么。他们说，挣钱了回家盖房子。盖房子之后做什么呢？结婚生子，丢掉在英国的假身份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就没了继续话题的兴趣。这样的时候，我倒巴不得忙一点，不用无聊尴尬到找话聊。

当然，也并不是和所有人都话不投机。厨房有个天津大叔，是负责洗碗的。他常常在宵夜时间同我聊天。他说读这么多书，跑来这里打什么工！我说感受一下伦敦。是他告诉我干净的碗碟在哪里，也是他休息时间腾出凳子给我坐。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有个凳子，也算是我在伦敦收到的一点陌生的善意吧。聊多了他也肯找我帮点小忙。我曾经帮他翻译过英国移民局的信，帮他省了白跑一趟的麻烦。

还有位马来西亚的胖大厨，手艺好，对我也好。他比我早一个月辞工。其实我跟他也不过是寥寥数面之缘，但他偶尔会偷偷做牛肉面给我吃，里面还加点豌豆苗；还有位做点心的阿姐，蒸包子的时候也曾给我火腿鸭子酥，叉烧包以及葡式蛋挞。

与人相交的乐趣中，也包括一位坚持台独的台湾姑娘。我们在一家韩式烤肉店里从孙中山聊到毛泽东，从日占时代的台语聊到英语，好一通胡侃神吹。我从她那里知道原来林依晨读的台湾政大真是名校；她从我这里知道原来大陆也把孙中山奉为国父。关于台湾隶属哪里我们的意见从未统一过，但我们却没有因为政治立场老死不相往来。临别前她送了我一枚印着孙中山头像的1元新台币硬币，让我有机会去台湾时带着这枚信物去基隆找她。伦敦一别后，我虽然还有她的联系方式，但却再也没有找过她。九万多公里的距离和八个小时的时差生生打断了我们淡如水的友谊。虽然相见有时，但后会亦无期。也许有朝一日，我们会在基隆的海边见面，她会笑着问我：“嗨~你还记得台语的苹果怎么讲吗？”

今夜的上海大雨滂沱，台风携裹着丰沛的水汽和清爽的凉意席卷而来，一遍又一遍地冲刷夏天留下的痕迹。路边成排的香樟树还散发着一点点幽幽的气息，混合着金桂的甜香，淡淡地替秋天宣誓主权。这样的初秋实在让人有点念旧。我却又想起这首不相宜的桃花诗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人生若只如初见呐。